日期：1981-8-10 作者：中纪委, 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
中纪委、中组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调查组4月26日到达南宁，6月25日回京。2个月内，共收到群众来信3000多封，接待来访750余人次。这些来信来访，突出地反映了两个问题：一是反映大批干部群众无辜被杀或迫害致死问题；二是反映帮派思想严重，“三种人”仍在台上问题。前者1271封，占总数的42％；后者有350封，占总数的11.6％。其他方面问题1379封，占总数46％。现将主要情况摘要如下：
区粮食厅干部莫韬，柳州郊区党委韦焯英、桂林广西师院讲师等人来信反映：“文革”期间，广西群众以“支韦（国清）打伍（晋南）”或“支伍打韦”，分成“联指”和“四· 二二”两大派。尽管当时周总理等人多次指出：两派都是群众组织。而韦国清和追随他的安平生、赵茂勋、刘重桂等人，以派划线，把支“韦”的“联指”封为广西的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；反“韦”的“四·二二”，则被当作现行反革命。1968年，广西掀起3次杀人高潮，1、年初，“刮十二级台风”，以“贫下中农最高法庭”名义，杀死了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。2、5、6月间，各地、县革委会成立前后，以“保卫红色政权”为名，杀了一批“四·二二”成员及其支持者。3、“七·三”布告以后的几个月内，以贯彻布告为名，对“四·二二”采取军事围剿和武装镇压手段，从组织上彻底摧毁，其成员抓的抓、杀的杀，少有幸免。全区杀了有40万人。被杀8000人以上的地、县有桂林、陆川，被杀在6000人以上的地、县有南宁、上思。陆川县干部被杀400余人，麻坡中学校长吕东群同志一家7口被杀光。有24万人的上林县，被杀5000人。该县三里公社，1968年7月一个晚上就杀死250人。尸体堵塞河道，鲜血染红河面。临桂县被杀1864人。其中：干部301名，工农群众1066名、学生38名，四类分子459名。在死去的1864人中，武斗打死的3人、被迫自杀的28人，其余1833人全部被无辜打死。在被打死的干部中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，副县长周克仁、法院院长刘锡臣、副检察长龙炎运、财贸政治部主任李运发、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振庭等领导同志。其中，刘锡臣夫妇2人被打死后，逃回河北献县老家躲起来的大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。遗下一个15岁的女儿和2个幼子，生活无着，逼得15岁的女儿卖淫养活两弟妹。
署名贵县上访团的来信反映：“1969年○四九七部队到贵县了解死人情况，据他们汇报提纲中记载，全县1967、68两年被杀死2087人。其中：干部、工人273人，贫下中农521人，四类分子961人，子女332人。县电影院12人，杀了4个，经理被杀，其妻陈光美同志被轮奸后杀死，遗下1女1子，儿子不知流浪到了何处，女儿到处受人奸污凌辱。县医院副院长刘子凌夫妻、儿女4人被杀，在杀死其女儿前，还当着她的未婚夫面进行了轮奸。覃矿李多才夫妻被杀后，其妻腹中9个月的胎儿还在蠕动，残忍之情，目不堪入”。
上思县被杀害者的家属联名来信反映：“上思县1968年革委会成立前后共杀死了2700人，（区三人办汇报1700人）有的生产队干部、男劳力全部杀光。仅有100余人的百申生产队，杀了30余人。解放前，曾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县长苏丁章同志被杀后，群众含着眼泪讲：“老苏当年没有被国民党的刺刀挑死，而今却死在阶级报复的枪口下”。
融安县受迫害干部、群众上访团来信反映：“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成立到9月底，不到2个月时间内，全县杀了3000余人。其中，县委机关所在的长安镇，杀了800余人。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，杀死45人，成了“寡妇街”，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。有些老年人讲：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，进行屠杀时1天最多杀了17人，而1968年8月21日，1天就杀了100多人。他们愤慨的讲：这帮杀人强盗，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。”
革命老根据地凤山县城厢公社松仁大队松里屯赵现芸、罗景思等9人来信反映：松里屯是1929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，许多当年积极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党员、老赤卫队员及其子女，在1968年仅仅由于他们参加了“四·二二”而被当作“叛徒”、“历史反革命被无故杀死，一个小小的松里屯，就杀死38人，有的全家被杀。个别没被杀死的幸存者讲：“过去国民党、白崇禧匪帮没有杀垮我们，真没想到，竟被共产党杀光了”。
桂林房产局工人李和平等人来信反映：“1968年8月20日，桂林市革委和驻军，以贯彻“七·三”布告为名，出动军队，配合“联指”上万名武装民兵和工人纠察队，手持事先拟定的名单，对“四·二二”成员逐家逐户的进行搜查、逮捕然后杀死。仅桂林市机关厂矿不到1个月时间就杀死300余人。对这样的无辜屠杀，谁也不能说个错字，只能说是百分之百的“革命行动”。1974年，我和张雄飞等人在桂林街头贴大字报，揭露这一杀人行动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，判刑10年，张雄飞被判无期，龚子明判处死缓，遭到了残酷的镇压”。
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：“1968年8月，“联指”在全县进行大屠杀，1个晚上，大平镇就杀了24人。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，蒙上双眼，推上汽车，拉到县城外边的半边山，一个一个的用刀子活活捅死，哀嚎声、挣扎声、哭叫声，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吓得附近村庄，家家关门闭户，生怕大祸降临，这那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，比法西斯还不如”。
来信反映：“文革”期间，广西不仅大规模的屠杀无辜，还多次发生惨无人道的吃人肉的野蛮暴行。
广西武宣县黄家琪等4人来信反映：“1968年该县“联指”成员大规模的杀死“四·二二”，还有的被他们打死吃掉。该县通挽公社大团大队甘大作、甘加事等人被戚海进等人打死后，尸体被凶手全部吃掉。尚满大队社员陈克厅等人被张其灶3人打死后，尸体也被吃掉。相岭中学教师黄家凭被黄秀目等人杀害后，开膛破腹，炒吃心肝”。
上思县受害家属来信：“1968年9月1日，县“三代会”在平山县广场召开杀人大会，10余名参加“四·二二”的干部、群众被活活打死。散会以后，县革委会委员黎郝，将打死的十几名尸体，全部剖腹，将心肝挖出来，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代表下酒。当时县革委副主任黎英贤的老婆李栋梅，听说吃人胆能增“胆量”，也讨了一些吃。县卫生科副科长马宽宏同志1968年6月，被县武装部政委魏冠华指使“联指”成员打死后，不仅被剖腹挖肝，连生殖器也被割下来。”
南宁市徐振武来信：“‘文革’期间，武宣、上思、灵山等县都发生过吃人肉、吃人肝事件。武宣县吃了29个人，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拉去开膛时，人太瘦，周身无肉，又被拖去丢在野外，遇救幸免”。
贵县上告团来信：“贵县被杀死的几千人，有的肉和心肝被吃掉了。1968年8月，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个人，全部被破腹挖肝，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们炒吃下酒。当时分给龙山公社民兵廖如颜的一份没吃完，还烤干后拿回家里吃。县粮所会计韦志杰等4人被杀死后，生殖器被粮所所长莫兆棠割掉，浸酒饮用。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，杀人后将胆取出，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”。
桂林刘XX来信说：“1968年6月，他4岁的外甥在玩耍时，将住在同楼的马车社工人蔡振华养的一只小狗，不慎从楼上掉到地上摔死，蔡借口“杀狗欺主”，依靠参加“联指”的权势，协同申松华，将其父、区政协常委，文史馆副馆长刘介和其兄、其嫂及小外孙一家三代4口连同说了几句公道话的2名工人，全部抓到郊区枪杀。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杀人凶犯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蔡振华死缓，申松华有期徒刑20年，但报到区高级人民法院时，竟以“平衡”为借口，将蔡改为有期徒刑12年，申免予刑事处分释放，为了帮派利益，如此包庇杀人凶犯，我们国家还有一点公道没有，强烈要求，杀人者偿命，严惩杀人凶犯蔡振华和申松华”。
桂林齿轮厂何月华来信：“1968年平乐县“联指”头头朱秋林，借口其兄何广辉参加“四·二二”，而将其父母和2个哥哥全部打死。朱秋林杀人有功，被提为桂林地委办公室主任。我的亲人被杀，杀人的却升官”。
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：“上思晚报“联指”头头黄远清等4人，将参加“四·二二”的女青年杨振明、刘吉芬抓起来，多次轮奸后杀死。死后还将衣服剥光，阴道里插上木棍，移尸广场，组织参观。象这些作恶多端的人政府为什么不惩办？”
崇左县板诺大队冯宗韦来信：“‘文革’时参加“联指”、混入党内担任公社副书记的伪宪兵冯尧松，进行阶级报复，亲手打死曾揭发他问题的冯宗祥弟兄2人。现在冯宗祥的5个男孩都长大成人，多次要求政府惩办杀人凶手冯尧松。并提出如果政府不处理的话，他们将以血还血，替父报仇”。
临桂县群众来信：“该县原宣传部干事，‘文革’时‘联指’武斗指挥胥明德，亲手杀死50余人（经县委查证，亲手杀死20余人），人称为“杀人魔王”。他自知罪大恶极，1972年要求调离临桂县，经组织联系，调回四川省綦江县原籍，没有受到任何惩办。为什么象这样的杀人凶犯都不抓回来惩办呢？真是‘干得坏，提得快，群众恨，领导爱。”
大批来信反映：被无辜杀死的群众，初期均按反革命对待，后来改作“非正常死亡”，1979年又改为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。根本没有算作冤假错案，没有平反昭雪。被杀者的家属，开始被当作“反属”，家居城镇的，强行迁住农村；生活有困难的，无人问津。1979年，给了少量的补助和抚恤。1981年又取消了，目前，不少遗属，生活困难，特别是一些失去父母或父死母嫁的孤儿以及无人抚养的老人，生活十分悲惨。
桂林齿轮厂副厂长、工程师段俊明的爱人顾秋霞来信：“段自幼读书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一直从事技术工作，仅仅由于‘文革’期间同意“四·二二”的一些看法，就被无辜枪杀，遗下5个孩子、1个老母，共7口人，就靠我每月35元工资维持，生活实在没办法过下去，孩子们正年在外边拣食烂菜充饥，每天晚上全家聚在一块就是哭，双眼都快哭瞎。总想着有一天，党的政策能够落实，一直盼了13年，人也快盼死了，也没有盼到，全国别的地方都能为冤死的平反，为什么就是广西不给我们平反呢？难道广西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吗？再不给平反，我是已经不行了，快死的人了，孩子们可怎么办呢？一个一个的长大了，也不给安排工作，整日流浪街头，什么时候才算熬出头。”
南宁日杂公司孙敏洁来信：爱人陈玉福1947年参军，1966年转业，任南宁园艺场生产办公室主任，由于拒绝参加“联指”发起的一场武斗，于1968年6月被杀，财产抢光，并扬言要斩草除根，满门杀绝。吓得我带着5个孩子长时期的流浪他乡，并多次到北京找到有关部门申诉，要求平反昭雪，追究凶手，有关部门也将我的申诉转回广西查处，至今没有人过问。死了也就白死了，真想不通，又有什么办法，只有求求中央，给我们这些屈死的家属作主，对死去的亲人平反昭雪，安排一下我们的孩子工作，有一碗饭吃，也就行了。”
广西机械学院党委书记李丹，广西科协副主席（原南宁市委书记）袁家柯、广西政协常委（原桂林市长）冯邦瑞、广西农委委员（原地委书记）杨林、广州部队后勤部政委（原桂林市委书记）郭鹏以及公安厅干部刘前、广西大学石怀宇等人来信反映：“广西1968年对“四·二二”进行镇压以后，“联指”成了全区唯一的掌权派，其成员，均作为“文革”“功臣”，加官晋爵，占据要位，且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，在广西，已经形成一个以“联指”为基础的盘根错节的帮派体系。第一书记乔晓光，就是下靠这一帮派体系的支持，上靠支持这一帮派体系的韦国清而站着脚的。主管全区组织、纪检、政法大权的书记赵茂勋，“文革”时，是“联指”的坚决支持者，每次“联指”组织游行，赵都是头带柳条帽，手持木棒或钢钎，走在队伍最前列，高呼：永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，胜利在一起，是“联指”的总后台。
曾任区党委常委、组织部第一副部长、宣传部长的廖炜雄，是全区“联指”总头目，赴京谈判首席代表，由于伪造罪责，残酷迫害区党委书记伍晋南、贺希明等领导同志有功，从一般干部提为全区主要领导人，1980年慑于民愤，调任梧州市委书记。
党的后补中央委员、区党委常委、总工会主席岑国荣，原柳钢工人，“文革”时柳州“联指”头头，曾惨无人道的将抓获的“四·二二”成员，身绑炸药，引爆炸毙，还美其名曰“天女散花”，先后这样炸死4人。
党的后补中央委员，原南宁市委第二书记，市革委主任、现区轻工局副局长郭耀卿，原系南宁糖纸厂工人，“文革”时，南宁市“联指”南片武斗总指挥，曾带领武斗人员在南宁市和贵县大肆抓人、杀人，并参与杀害厂里13名职工，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凶犯。“文革”初期，派人将韦国清同志保护起来有功，连连升任。
党的后补中央委员、贺县县委书记盘美英，原系大队支部书记，“文革”时参加“联指”曾亲自将不同观点的生产队长赵明超，贫协主席赵金里等3人杀死。不但未作追究，从九大起，连任三届中央后补委员。
区公安厅常务副厅长，党委副书记潘玉臣，1965年大学毕业生，“文革”前区监委办事员，“文革”时，“联指”第三把手，武斗指挥，曾亲自带人在朝阳广场、解放路一带进行武斗，1969年任区直机关“专政队”队长，强加罪名，残害无辜，从而得到赏识，委以重用，至今派性十足，横行霸道。
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、党组副书记苏礼峨，原公安厅劳改局副科长，“文革”时，“联指”主要打手，1967年6月，抓获3个“四·二二”成员，被打死1人。1968年8月，南宁围剿“四·二二”时，苏到处抓人。1970年，任区直“五·七”干校办事组长时，伪造罪责、肆意批斗了一大批被审查的老干部。现居要职后，据不给错判、错杀案件平反。
原区党委常委、书记、农办主任杜易，原武鸣县一公社书记，“文革”时积极支持“联指”杀人活动，曾亲自指使王贵等8人将持“四·二二”观点的县长邓维祚同志打死，还伪造自杀现场，被邓妻揭破。因群众反映强烈，于1980年调任梧州地委书记。
五届人大常委、区民委办公室主任梁吉泉，原都安县百旺公社文书，“文革”时，都安县“联指”头头，被突击入党后，提为区党委常委、区团委书记，1975年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，1976年任团中央筹备组副组长，和谢静宜、张铁生等人一起出访日本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调回广西，任都安县委第一书记，因实在干不了，于1979年调任现职。宋庆龄主席逝世时，还是治丧委员会成员。
原区建委主任、党组书记、现南宁市委秘书长赖天才，原区五建干部，“文革”时柳州“联指”司令，除积极进行打砸抢外，还参与轮奸妇女4名，亲手打死该公司干部于风伦。
桂林市委书记赵顺先、常委、组织部长刘景祝、宣传部长李瑞林、公安局长单保祥、法院院长丁尚荣、市委副书记曾明轩，宣传部副部长曹铁军、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伍华春、工会主席刘富贵、妇联主任蒋运英、全部是原来“联指”的主要负责人或武斗指挥人员。
桂林地区副书记兼兴安县委书记唐廷国是原地区“联指”司令；县委副书记、县长唐正元，是原临桂县“联指”头头；县搪瓷厂长唐占江，是原该厂“联指”头头。群众称之为“三唐霸兴安”。
博白县群众来信说：为什么博白县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落实，因为现在掌握全县党政大权的仍然是“文革”时“联指”的那套人马。县委书记汪泾波，原公检法“联指”头头；县委副书记宋荣，原“联指”常委，宣传部长、武斗副总指挥；县落办副主任陈家芳，原“联指”打手，亲手杀死工业局长朱白锋、药材公司干部朱光瑚；公安局长刘振才，“联指”打手，亲自打死副县长李康峰；商业局长周贻枚，“联指”常委、组织部长、民兵总指挥；县团委书记、党的十一大代表、区党委后补委员陈正瑞，原“联指”红卫兵头头，曾亲自用匕首杀死5个人；县委农村部副部长王小沅，“联指”常委、武斗总指挥、博白县大屠杀的策划人之一；县农机厂长何宗云，“联指”打手，亲自杀死该厂党支部书记刘恒；以及县政策研究室主任庞一兵，百货公司经理秦永城、五金公司经理王贞伟等人，都是当年“联指”的主要成员，都亲手杀过人。
这些人在台上，执行的仍然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那一套，1980年12月县七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还讲：“从1968年4月县革委成立到现在的12年零8个月中，政府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”。遭到与会代表的强烈质问。
他们对党的三中全会，采取抵制态度，前不久，县百货公司院内还出现了“打倒邓小平”、“邓小平是内奸”的反动标语。
来信者殷切希望，中央负责同志，有空时到博白县群众中走一走，听一听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改变当前帮派统治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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